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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天衡:慈爱莫过维钊师   

时间:2017-01-20 09:53     来源:文汇报     作者:韩天衡      点击: 次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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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语:如果说其他老师待我像严父,陆维钊老师则更像是慈母。我与陆维钊老师结缘是在1963年,那一年,西泠印社在停歇活动14年之后,恢复雅集,并迎来了建社六十周年的华诞。

韩天衡:慈爱莫过维钊师    
【图语:书信】

  如果说其他老师待我像严父,陆维钊老师则更像是慈母。

  我与陆维钊老师结缘是在1963年,那一年,西泠印社在停歇活动14年之后,恢复雅集,并迎来了建社六十周年的华诞。

  这年,方介堪老师去杭州时,捎了我的一个印屏去参展。那时也很奇怪,不是西泠印社的社员也能参展。方先生回来后非常兴奋激扬地对我说:“我的那些老朋友对你的篆刻非常欣赏,给予了你很高的评价,说你是未来的希望。”1984年,篆刻大家唐醉石先生的公子唐达康写信给我说:“当时我父亲在你的印屏前站了很长时间,并说了一句话:‘二十年后,此人当是印坛巨子。’我父亲平时很少表扬人的,所以我特地记下了你的名字,如今果然被我父亲说中了。”我与唐先生素无交往,去年我去武汉办个展,见到了这件五十多年前的印屏居然就在唐公后人处。这是我最早的参加展览的印屏,是1963年3月的,我现在捐给美术馆的,是63年12月份粘贴的。

  1963年的夏季,我突然收到了陆维钊先生的来信,陆先生当时是浙江美术学院,即现在的中国美院的教授。信中说:“我在西泠印社看到你的印,从你的作品里面我们看到了希望。现在有些日本书家印人盛气凌人,非常狂妄,说我们中国的书法篆刻艺术已经落在他们日本人后面了。现在看到在我们的年轻人中,而且是从部队出来的年轻人中,出了你这么一个人才,令我欣慰。今后你凡是有什么问题,你尽管找我,我会尽量帮助你。”信中还附了一张他的像小邮票般的肖像照片。当时的照片一般都是那样的尺寸,印大点的相片是很奢侈的事噢。

  此后我就一直和陆老师保持通信联系,开始了函授式的交流。过一段时间,就把我写的字、刻的图章寄去。陆先生回信对我作品的优缺点都有具体而微的批改和评点。有一回给我回信,其中提到:“所惠印样似未有胜于前,其故有二。其一,旧刻功夫深了,有一匡子套住,不能脱却;其二,创新实践不足,未曾定型,显得写法、刀法皆有些心中无数。是以尚须多从实践中摸索出路来,不能求急于成就。”他还拿我的字和图章与老朋友一起探讨。有一次他跟我说,余任天先生看了我的字和图章,认为我写篆书将来未必有什么大成就,但写草书会有大成就。他将余老的意见转告给我,说供我参考。从中可见陆老师提携我的良苦用心,把我的未来当成他自己的希望,一如母亲对孩子的期望,殷切得很。

  陆老师体态魁梧,而性情平和,说话慢条斯理,令你如沐春风,心绪松弛。但他对艺术的要求是严格的,很少当面表扬我。有一次他对我说:“天衡啊,全国各地都有人将刻的印章寄来叫我评价,我认为好的就留下,差的都扔进废纸篓。现在我翻了一下,你留下来的最多。”这算是对我唯一的一次褒奖。可是,他在朋友面前,透露出对我的特别情感。上世纪80年代,浙博的徐润芝先生就对我说,陆先生常对人说:“天衡是我的学生。”他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给别人的手札中这样写道:“韩君天衡治印极勤,每有所作,必以寄予,异日能自树立,可无疑也。”

  1964年我被上调到了上海东海舰队。有一天,营房来人对我说,你外公来看你了。我很纳闷哪来的外公,因为我出生前外公他老人家就仙逝了。我赶紧迎出去,原来是陆老师,他说我想起你来了,就来看看你。那时候打电话也不方便,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,但是冒着酷暑,走了一长段田埂路找到了我的军营,想想都不可思议。战友们谈起此事,我浑身满是幸福。

  在与老师交往的18年里,我也常去杭州拜见他,因为路不熟,多是朱关田兄带我去他住的韶华巷。老师谈艺问道,兼及家常,非常开心,而且必定请我上馆子。即使后来他卧床不便行动,他也都是把钱交关田兄,让他陪我去饭店。我记得有一次是去杭州华侨饭店拜访他,那是因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,宾馆里都重新开始布置书画。那时候被请到宾馆里去画画,有空调吹,有抽水马桶,有大餐吃,这可是远胜过乾隆老官的生活啊。他边评点我的作品,边打电话给他的同学胡士莹教授———现在知道他的人不多,是写小楷的高手。胡教授来了后,陆先生说:“天衡啊,宾馆里的饭不好吃,我们上馆子吃去。”陆先生特地换上中式的绸缎衫,两个老先生每人手里摇着一把折扇,居然陪着一个后辈到“楼外楼”打牙祭去了。

  我曾看到份资料,说当年潘天寿先生请陆先生到浙江美院当书法系教授,陆先生说我是二流的水平,请我去似有不妥。潘先生说二流的水平也很好了。这是陆维钊先生的谦词,实际上他的书法、绘画、诗词、文章、印章,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,他绝对是一流的,而且是精擅历史、地理、哲学、戏曲和医学的通才。有一次和我聊天,他倏地将自己和赵之谦比较起来,说:“字他不一定比我好,印我不及他,学问我不输他,画我也能画。”不比今人,较量古贤,让我们看到一个严肃的艺术家,一个严肃的学者,总是在找历史上的高人作为较量的目标,这给我以很好的启迪。

  陆先生为人相当谦逊,对学生如我也如此。有一次,单刀直入问我对他蜾扁体篆书的看法:“你看我这个字还有什么问题?”我说:“老师你的篆书是创造了自己的风格,只此一家,而且也已经写得炉火纯青了。”他说:“你好的不要讲,你讲讲你对我的字有什么看法? 或者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?”我感觉到了陆先生深深的诚意,于是说:“老师,如果你硬要叫我发表看法的话,我觉得您的蜾扁篆书在结构的安排上还可以再自在些,有时候因过分强调疏密关系,显得有些‘做’的感觉。”话刚出口,我马上后悔于自己的胆大妄为,此时只担心自己的口无遮拦,开罪了老师。可是老先生若有所思,深沉地点点头,还拍拍我的肩膀,看得出他一无愠色地进入了自省的状态,我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

  陆老师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大著作,其实是有原因的。因为按照老一辈的传统,老师培养学生,学生的研究成果,都是以老师的名义发表的。他有很长时间做叶恭绰先生的助手,叶先生的许多著作,实际上大都由陆先生具体编纂的,署名的是叶恭绰先生。像这样的事例很多,比如方介堪先生花了十多年的精力编纂的《玺印文综》,最早稿本的署名是赵叔孺先生。又比如高二适和章士钊,章士钊的《柳文指要》里面有不少文字是高二适先生撰写的。所以高二适有一封给我的信谈到:“毛、周已辞,行严老也已故去,《柳文指要》我补撰增加了一百多条,我想自谋出版。”尊师重义,也是往日的老例和古风。

  所以陆维钊没有留下大本头学术著作,这也反映出陆维钊先生的为人,是个非常传统、正派、厚道而淡于名利的学者。

  记得1978年,浙江美院要招收书法研究生,年龄截至40岁以下,当时我38岁。我就和妻子商量,我这辈子就是喜欢艺术,当年我在国棉六厂60元的工资不拿,去当兵,每月拿6元钱的津贴。舍者有得,当兵十年确实给我向艺术转轨的机遇,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现着我的艺术大梦。退伍后原来想进专业单位的,但当时正处“文革”期间,被分配到自来水公司当秘书,不免心中耿耿,所以,想趁此招生机会去读陆师的研究生,以求深造。

  于是,我就到杭州,找到了负责招生的陆维钊老师。听完我的来意,他很惊讶地说:“你来读研究生?你来读什么?不必了,你就这样继续搞下去就可以了。”

  多年以后,我明白了先生的苦心,就像傅抱石、吴作人都是徐悲鸿先生发掘出来的人才并加以培养,徐悲鸿是识才、爱才的智者;而当年黄胄要去中央美院去读书,徐先生却不赞成,说你已经形成自己的风格了,来了也许反而会被学院派的东西给束缚住了。这就是大师的智慧和独到的眼光。陆老师也一样,我想,老师心里想的是:你身上充满着野性,是不适宜于“圈养”的。他不吸收你进校,让你放养,同样也是伯乐,一切都是为了让学生有更适宜的天地和土壤,得到更好的滋养和发展。

  陆老师带研究生后不久,得了前列腺癌。有一次我去看他,他说:“我现在身体不好了,人又在杭州,能够帮助、指导你的机会不多了。所以我最近在考虑,托上海的老友郭绍虞先生来指导你。明天上午你来,我写封信交给你。”第二天我到了他家,老先生躺在床上,从枕边抽出封信说:“这封信你看一下,回上海后拿去交给郭先生,他和我是几十年的朋友了,他会帮助你的。”那信封里装着用非常精妙工整的行楷毛笔字写的四页信笺,一是介绍我的艺和人,后面谈到自己的身体,说指导天衡的机会不多了,特地拜托老友在各方面给予指导,还谈到天衡不单单是个刻印的人才,是可以多方面培养的。其中有一句让我最感动的话,就是请郭先生能接受嘱托,“能帮助天衡的话,我感同身受。”“感同身受”这四个字,让我感受到了陆先生亲如骨肉般的关怀与情感,当时捧着这封信,如同捧着陆老师一颗滚烫的舐犊之心。三十八年前,那铭刻肺腑的一幕,至今历历在目啊。

  后来得知陆先生癌细胞扩散了,住进了当时还属于郊外的偏僻的浙江医院。1980年1月的一天,我到了杭州,向郁重今先生借了辆自行车,去浙江医院看望他。当时买了几斤苹果,装在报纸粘的袋子里,自行车上也没有网兜,我就像演杂技一样,一只手握着车把,一只手托着几斤苹果。骑到洪春桥上桥时车子颠簸,包苹果的纸袋破开,苹果全掉在地上摔坏了。此时天色已晚,又是郊外,哀叹于无助和无奈,只能从地上捡起一个还算完整的苹果。到了陆老师的病房里,见他躺在床上,吃力地睁大两眼,满是期待地看着我。我说:“老师我来看望你。”但陆老师此时已经谈吐艰难,只见他眼眶里含着泪水,慢慢地朝我竖了下大拇指。此时无声胜有声,我理解了老师的心思,我说:“老师您放心,我不会辜负您那么多年对我的教育和栽培,我会努力的。”自以为坚强的我不禁也泪洒衣衫。

  陆老师是德艺兼具的艺术大家,与现在某些唯利是图,脑子里只想到钱的老师,有云泥之别。只要他觉得这个学生有才能,值得培养,就会不计报酬,呕心沥血地培养你。陆先生为我付出了近二十年的心血,我没给过陆先生一分钱。所以,我这辈子收学生不收费,也正是缘于对老师们无私栽培的一种回报。

  陆老师一直关心我指导我,但我也有不听话的时候。1962年方去疾先生看了我的印,对我说:“你可以变了。”这个“变”字如黄钟大吕,始终在我心中余音缭绕,对我的影响极大。我嘴上说我基本功还不够,但在心里始终回荡着这个“变”字。此后,我除了学习传统,便是思考探索如何去变,到70年代中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面貌。陆维钊先生写信给我说:“你刻的汉玉印,放在汉代的玉印中完全可以乱真,你为什么还要去变呢?”老师是好心,是爱护,怕我前路崎岖坠入歧途,我没有和他争辩。不久,我在一方印边上刻了四句话:“秦印姓秦,汉印姓汉,或问余印,理当姓韩。”也算是对不保守、敢创新的老师的一个回复吧!

  所以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,创新的这条路还是一定要去走的。不是虚无主义地抛弃传统,蔑视传统,恰恰是要敬畏传统,吸吮沉淀而富有营养的乳汁,在认真借鉴传统的基础上,争取走出前人没有迈出的半步到一步。

  科学技术和艺术不一样,科学技术可以像孙悟空一样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,所谓一飞冲天。艺术上没有一个人,乃至一个时期内敢豪迈地佐证:一个跟斗真正地翻出十万八千里。艺术这条历史长河,就是靠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,一浪推一浪,开拓绵延积累推进的。所以文化的创新较之于科学的创新来讲,一个是喷气式登天,一个是龟式爬行,各具规律,不能攀比,不必攀比。我始终感到,我们这些搞艺术的后来人,虔诚地、认真地敬畏、借鉴传统,在传统万岁的基础上推陈出新,你能够加上新的一天,或者讲得大一点加个一岁,可谓幸甚至哉。我们应该放怀仰望九天,但更需脚踏实地循序践行!韩天衡:慈爱莫过维钊师    

  二〇一七年元月九日

  改定于海上豆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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