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俞宁:吾师“周公”

时间:2019-02-16 13:55     来源:文史知识     作者:俞宁      点击: 次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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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语:我与先师结缘,有一串小小的曲折。

俞宁:吾师“周公”
【图语:周珏良先生】

  此二义略有异同。本文兼而用之:一是描述我对老师的印象、感佩;二是汇报我在治学、做人两方面,学习甚至模仿老师的点滴体会。“周公”,建德(今安徽东至县)宿儒周先生讳珏良者也,与“天下归心”的叔旦无关。先生生于1916年,卒于1992年,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北京外国语学院(后改名北京外国语大学)英文系。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之二弟。

  我与先师结缘,有一串小小的曲折。

  我于1982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,按照学校当时的规定,须工作满两年方可考研。1983年暑期,我开始筹划考研的事,以图次年秋季入学。既然是考研深造,就有个攻读方向问题,我心里曾有一段较长的盘算、犹豫时期。原因是我受先父和元白先生亲炙,有一点国学基础。然而两位长辈在中文系的存在过于高大,我怕怹们挡住我自由生长的阳光,故剑走偏锋,选择英文系为自己本科的学习领域。到了考研的时候,二老有话,不得不说,但怹们的叙说方法,总是拿我开心的老路子。那天元白先生在先父处用便饭,边吃边聊,海阔天空,正是我最佳的“偷学”机会。谁知二老从清代学者戴震大器晚成,七八岁才开口说话的轶闻,忽然把话锋转到我的头上。先父晃动着杯中紫酒,说:“你现在浪子回头,为时稍晚,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。”元白先生轻轻笑了两声说:“不晚、不晚。至少他还会说中国话。不过,他要是肯回头,还算是您的儿子?”先父想都没想,脱口就回敬了先生一句:“他要是不想辙调和调和,还算您的学生?”说完二位哈哈大笑,还碰杯,眼睛盯着我,饮尽杯中残酒。此刻我心情陡然变坏,有一个决定不请自来:英文系和中文系的距离不够远。读两年研究生就得想法子出国。

  两三天后,我有事出门,走过周禄良先生窗前。多年来他一直在北师大图书馆工作。那天天热,窗开着,就听周先生用温和圆润的男中音招呼我:“三儿,进来一下。”

  待我进门请安毕,垂手站好,周先生轻轻地问:“你要考研?拿不准念英文还是念中文?”

  我只得点头承认。

  “你们这一辈儿人,教育不完整。像你这样儿中、英文都有一点儿基础的,就算不容易了。要不然我给珏良写封信,推荐你跟他学学?”

  “给谁写封信?”

  “周珏良,我的叔伯哥哥,北外英文系的教授。我这就写,你这个周日别去,下个周日去他家跟他谈谈,看看有没有眼耳之缘。”

  我明白了。先让将来可能是导师的人看看,如果顺眼,可以报考;如果不顺眼,我就别浪费人家的时间,另投他处去吧。我还明白了,周先生暑天召我入室,一定是我那两位长辈做了手脚。我一则喜,有人给介绍导师;一则悲,又让二老算计了一回。不过他们托人打听报考英美文学研究生,没有继续施压迫使我去读中文系,还是令我感动的。

  记不清是不是禄良先生指定的那个周末了,某晨十点许我来到了周珏良先生在北外西院北楼一层某单元门前。正值一个和我年岁相仿,但比我健硕的青年拎着一部自行车走出门来。我问他周先生是否住在这里。他“嗯”了一声,放下车,回身推开一道门,说:“爸,有人找。像是学生。”然后冲着我指指门,意思是“请进吧”。

  我进得门来,迎面却是位女士,很面熟,仔细一看,是北师大教育系的方缃先生。于是恍然大悟:原来她和周先生是一家人。方先生看我大概也觉得眼熟,就问:“你找我?”

  我连忙说,“我有心考周先生的研究生,想咨询一下,作为外校生,明年报考有些什么程序”。

  她像是忽然明白过来了,说:“哦,你就是俞家那个‘猴三儿’吧?”

  我一听自己的外号都传过来了,淘气的劣迹也一定曝了光,低头讷讷地说不出话来,暗中祈祷这个倒霉的外号千万别妨碍了我的考研大事。

  窘困中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说:“我听东北朋友说‘逢三必嘎,嘎还必尖(精明)’,不知道你尖不尖?”说毕他们二人笑了,我更加无地自容。幸亏周先生解围,说:“禄良的信我看了,有点儿意思。你还会下围棋?”

  用“堕入五里雾中”来形容我当时的困惑不为过分:考英文系研究生的程序,不可能包括围棋吧!没办法,只好硬着头皮,把自己如何学棋,在房管局作瓦工时如何辛苦,如何借着围棋比赛得以一个多月脱离重体力劳动,如何因为这点甜头努力学棋,后来获得了北京市西城区围棋比赛第二名的成绩,这一连串的事讲给周先生听。

  周先生听了笑眯眯地说,“嚯,你够厉害的嘛。我五十年代初期在棋社里跟过惕生先生学过围棋,过先生让我九子”。

  过旭初、过惕生兄弟二人在什刹海南岸的“北京棋艺研究社”教棋多年,人称大过先生、二过先生。二过先生水平高于他的堂兄旭初先生,还下过让我两个子的指导棋。忽然间,我低到谷底的心情有了回升的机会——自己的棋艺可是比未来的导师高不少。仗着这个短暂的自我膨胀,我开口询问英文系考研的事情。得到的回答却是先生的反问:

  “你读《史记》用的是哪个本子?”

  好不容易有点儿盼头的我,又回到五里雾中,糊里糊涂地说:“用的是日本瀧川龟太郎的《史记会注考证》。”

  “嗯,这个本子不错。《汉书》呢?”

  “这个……我没注意过。只记得是家父向师大历史系高羽先生借的线装书。”

  “高先生朱笔点过了?”

  “没有。我用最软的铅笔点句逗,父亲检查后,用软橡皮轻轻擦掉。事先问过高先生。”

  此后东拉西扯地聊了一会儿,先生说:“好了。你回去吧。你二外是德文?回去好好补习德文。”

  一句英语没问,就被打发了。失落。不服。非考不可。补习德文有什么了不起?补就是了。胡思乱想中我站起来要往外走,又被叫住:“回来回来,坐下坐下,我还有件事忘了问。”待我重新坐好,先生微笑着问:“你练毛笔字用什么帖?”

  我就是再笨,此刻也明白了:大概是我那个外号使先生不悦,或者我给先生留下的第一印象相当差,先生觉得我不适合给他作学生,所以不跟我谈英美文学专业的话题。为了安慰我,就跟我聊一些文雅、愉快的闲话,从而使我的心情不至于太低落。理解到这一层,我心里的不服、不平倏然消失。我感到周先生是细心而宽厚的长者,故此一种由感佩而生的尊敬之心油然而起,放下了来时那种患得患失,语言也变得自信、流畅多了:“我一直是在学欧字,开始用《九成宫醴泉铭》,后来《化度寺塔铭》《虞恭公碑》《皇甫诞碑》都临过几遍。近来启功先生见间架、结体有了些根基,让我参考《多宝塔碑》和《唐人写经》墨迹本,从中领悟笔法。现在主要是偷偷临写启功先生为我写的《前赤壁赋》。”

  “对呀,笔法是最重要的。不过,‘偷偷’是什么意思?”

  “启功先生教我写字,但是反对我学他的字体。要求我从晋、唐入手,自己从古人那里悟出规律、法度来。可是我见启功先生写的《前赤壁赋》实在漂亮,墨迹笔锋的出入、顿挫、转折都清晰可辨,所以忍不住违背先生的嘱咐,瞒着他练一练。”

  珏良先生笑了,说:“看来你和启功先生还真是有些缘分。他跟你说的这些都是肺腑之言。你听说过李邕‘似我者俗,学我者死’这句话吗?”先生见我点了头,便接着说:“你坐着,我拿张我写的字你看看、谈谈。”说罢他转身从另一间屋子里拿出一张似乎墨迹未干的小行楷,隽秀挺拔,很见功夫,绝不是率尔操觚之作。我看了又看,还把它拿到窗前对着亮光透视,见笔迹的转折顿挫连贯自然,没有丝毫勉强, 不由得赞叹:“您是高手呐。也是蹑晋踪唐的功夫,看上去很有翁方纲小楷格致,但是比他从容舒展。客观地说,境界比他高,因为没有去刻意追求什么。”这时候先生笑着问:“你知道翁方纲有刻意的追求?他追求什么?”我说:“他一生最推崇《化度寺僧邕禅师塔铭》,一心一意地想要达到他心目中《化度寺》的美学高度,追求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。所以他写的小字清丽可爱,但是似乎过于规整。有时他放手写写带行书味道的随笔字,简直不成体段。所以我觉得他刻意追求《化度寺》,到了离开它不能写字的程度。您的字有他的清丽,没他的拘谨,所以我觉得比他略胜一筹。”先生听罢笑着摇摇头,说:“你们年轻人可真敢说话!有清一朝,成、铁、翁、刘四大家,你轻易地批评其中之一。你回去仔细看看翁方纲的隶、篆,看你还说嘴不说。”先生此刻站了起来道:“不过莫要刻意追求什么这个话,说给你自己听听或许有些好处。”见先生离座,我也连忙起身告辞,心里竟然有一丝丝轻松的感觉。走出先生的房门,来时的紧张忐忑,已是消散于无形,不禁自言自语地念叨:“此处不留……,上帝在此处关了一扇窗子,自然会在别处打开一扇门。”

  谁知后来大门真的打开了。不是另一扇,就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文系硕士研究生的大门。

  那天我回到家中,越回想越觉得周先生对我的路子。我想走出父辈的荫庇,却又不想和中国古典文学断了血脉联系。周先生是英美文学大家,名声在外;没想到旧学底子如此之厚,趣味如此儒雅多样。这不正是我向往的学术人格吗?想明白了这番道理,就按先生所云补习德文,英美文学的准备只是按部就班的重温一下大路之文。后来又按部就班地报名、考试。成绩出来,政治理论课超低空过关,德文倒是考了八十四分之高。我自己也颇觉意外。接到口试通知后,我连忙跑到楼下去求陈友松先生。

  陈友松先生早年留学美国,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,回国后曾任西南联大教育系主任、北师大教育系副主任。抗战胜利后先生北上,到北师大任教。不知是什么原因,陈先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双目失明,每日坐在书斋里,颇有寂寞之感。“四人帮”倒台后,落实政策,我家搬到一座新楼的二层,正好在他所居单元的上面。我母亲见他单身孤寂,就常炒一些家乡菜叫我送到楼下。陈先生是湖北人,家母是湖南人,两地的菜肴稍有异同,但是陈先生在北京吃到,还是赞不绝口。正好我学英文,就常常借送菜的机会和他用英文聊天。我发现陈先生失明后,听觉极其灵敏,而且早年的记忆格外生动。他纠正我的发音、指导我根据文体选择适当的词汇,偶尔还会让我读萧伯纳的剧本给他听,他帮助我理解剧情、文采。当初我考本科的时候,他为我准备了大约二十句话。等到我真的去口试时,主考老师问了我大约十五句话,全在那二十句里面。结果高分录取。现在考研究生了,难免故技重施。陈先生确实是高手,他说:“考研和考本科不一样。你先给我讲讲你们专业课的笔试都有些什么问题。”然后他根据我回忆的内容提出问题,并帮我解答。这样忙了几天,我自己觉得准备的还算充分。

  到了考场,见到两位主考。一位正是周先生,另一位是个面目极其慈祥的中年女士,戴眼镜,笑眯眯的,让人看了便觉心中温暖。后来我才知道,她就是冰心先生的长女吴冰先生。我入学后和吴冰老师相处得特别融洽,离校时有离开母亲的那种依恋不舍的感觉。此是后话。

  考试的第一个问题由吴冰老师先问,内容果然是我笔试答卷的一些相关细节。后面的问题也大致如此。周先生在一边静静地坐着,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。那个微笑多少给了我一些信心,所以回答问题比较流畅。入学后我曾跟王佐良先生提起,在周先生微笑的鼓励下,我口试考得比较放松。没想到王公(北外的教师、同学约定俗成,称他为王公,称周先生为周公,称许国璋先生为许老)说:“你自我感觉不错!周公哪里是用微笑鼓励你?那是他标志性的风采,无意中的高尚人格流露—浊世之翩翩佳公子也!‘文革’时我们俩一起‘挨斗’,我那时心里痛苦,偶一侧头,看到珏良的嘴角竟有一丝笑意,心里的愤懑压抑一下子消散了百分之八十以上。你们学习周老师的学问不容易,学他的风度,难上加难!”

  入学不久,赶上中秋节,系里组织新老研究生和教授、外国专家在第二大教室屋顶上的露台联欢、赏月。桌上放了许多水果、月饼、冷盘、花生、瓜子、啤酒、葡萄酒。那时的研究生尚属稀缺资源,两三届加起来才有二十多个,而知名教授加上外国专家也有十几号人。这本来是学习的好机会,可惜我心理素质不佳,遇到人多、不太熟悉的场合,发怵,说不出话来。为了不露怯,我想了个自我掩饰的办法:左右手各拿一瓶冰镇啤酒,见谁的杯中不满,马上走过去给人家添上。这样不用和陌生人说话,又不显得呆板、怯懦。记得那天周公到的比较早,坐在露台的西南角上,嘴角挂着那著名的周氏微笑。许国璋先生到的稍晚一点,好像有什么事要和周公说,到场后直接走到周公身旁坐下,小声讨论起来。我给周公倒酒,满满的时候,他才轻轻点头。许老只让我倒了一点点,放在面前,却不去碰它。

  那晚老师同学们玩的都很开心,啤酒的供应也特别充分。我一圈一圈地转着倒酒,心里慢慢地品味古人说“酒过三巡”是什么滋味。我发现每次走到周公身边,他的酒杯总是空的。我看到周公脸色不变,神态自然淡雅,那丝微笑永远不动声色地挂在嘴角,使我不由得惊诧他的酒量。大概是转了四、五圈之后,许老“唉”了一声,说,“你不要转来转去了吧?弄得我头晕。去拉张椅子过来,坐在这里就给周公一个人倒,不要总让他等着。我也有话问你。”我连忙搬了一把椅子过来侧坐在二老中间靠后的位置,发现搬椅子的一会儿功夫,周公的酒杯又快告罄了!等我把周公的酒续满,许老用英语问道:“你父亲留过英吗?他的剑桥口音相当纯正啊。”我听罢一愣,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,结结巴巴地说起父亲早年就读于英国人在天津办的“新学书院”(Anglo-Chinese College)。没等我说完,周公接过来说:“哦,新学书院在天津大名鼎鼎。那里的教师,多数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,其中有个著名的人物Eric Liddell,是1936年奥林匹克四百米赛跑冠军。”这时两位教授自己聊了起来,语速大大加快,我勉强跟着听,根本插不上嘴。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周先生学英文始于南开中学,而南开的人都知道新学书院的学生英文厉害。周公又说:“他们第一年预科,只学英文。然后六年,除了国文课之外,其他如历史、地理、数学、化学一律是英国人用英语授课。七年下来,英语水平自然很高。”许老接过话茬说:“哦,我知道Eric Liddell,他有个中文名字叫李爱锐。奥斯卡获奖影片《烈火战车》(Chariots of Fire)就是根据他的生平编排的。”说罢向我示意,说:“咱们的电化教室里有这部片子,你有空去看看。”然后又对周公说:“前几天开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语言学卷》的审稿会,他父亲用英语和我讨论Jesperson、Bloomfield、Chomsky 等词条的得失,使我颇为吃惊。”这样我才算弄明白许老何以知道我父亲。不过许老紧接着说了几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:“你能像你父亲那么出色吗?不一定吧?你父亲头多大呀!”

  我的头长得不够大,愧对前辈师长,无奈地摸摸它,接着倒酒。周公见状,忙岔开话题问道:“我课上的作业,你是怎么做的?只有一句‘迅疾忽如雷电落’还算差强人意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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